有一种污染,看不见摸不着,却能无孔不入的“侵”人心脾,它就是恶臭。
对于生活在工厂、污水处理厂、养殖场周边的居民来说,一阵微风拂面,带来的往往不是惬意的凉爽,而是难以言喻的窒息感与烦躁。窗户是常年紧闭的,衣物是带着异味的,就连宁静的夜晚,也常会被突如其来的 “怪味” 搅得心神不宁……恶臭投诉常年高居各类环境投诉榜首,它不仅侵蚀着呼吸的舒适,更在无形中撕裂着企业与社区的和谐,成为横亘在邻里之间一道难以化解的“心结”。
面对如此扰民且顽固的恶臭,环保部门真的束手无策吗?绝非如此!事实上,我国早于 1993年 就颁布了 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4554-1993),为恶臭污染的控制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和标尺。这无疑是环保进程中的重要一步。然而,恶臭的“狡猾”与治理的艰难,远超想象:
1.成分复杂如“气味迷宫”: 恶臭气体绝非单一物质,它是由成百上千种挥发性有机物(VOCs)、无机物(如硫化氢、氨气)等复杂混合而成。不同来源(化工、污水、养殖、垃圾)产生的恶臭“配方”千差万别,如同一个庞大而多变的气味迷宫。精准识别、有效控制所有“元凶”,难度极大。
2.“达标≠无感”的尴尬困境: 更棘手的是,人类的嗅觉极其灵敏,对某些恶臭物质的感知阈值极低。即使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浓度符合1993年标准限值,其气味强度依然可能超过人体舒适阈值,导致周边居民感到明显不适甚至难以忍受。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出现“企业喊冤(称已达标),居民叫苦(异味依旧)”的僵局。旧标准在保护公众嗅觉感受方面,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先天短板。
3.治理技术遭遇“天花板”: 传统的恶臭治理技术(如活性炭吸附、化学洗涤、生物滤池等),在面对成分复杂、浓度波动大的混合恶臭气体时,往往捉襟见肘。要么处理效率不够稳定,难以持续稳定达标(尤其面对新标准);要么运行成本高昂,企业负担重;要么对特定类型的恶臭物质效果不佳。于是技术的瓶颈,成为遏制恶臭的“硬骨头”。
时代在呼唤更严格的标准,人民在期盼更清新的空气。民之所呼,政之所向。为了切实解决“达标扰民”的痛点,更有效地保障公众环境权益,推动环境质量实质性改善,环保部门经过长期调研和科学论证,于 2018年发布了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征求意见稿)。这份新标准,可谓重拳出击:
大幅收严限值: 对关键恶臭污染物(如硫化氢、氨、三甲胺等)的排放浓度限值进行了显著加严,要求近乎苛刻。
关注“人的感受”: 更加注重控制恶臭的“臭气浓度”这一综合感官指标,力求让排放口的气味强度达到周边居民可接受的水平,直指“达标且无感”的核心目标。
扩大管控范围: 覆盖了更多行业和更广泛的排放场景。
新标准的出台,传递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号:国家对恶臭污染“零容忍”的决心,以及对人民群众清新呼吸权的高度重视!
然而,一个更严峻的现实随之浮现:理想与现实之间,横亘着巨大的技术鸿沟。
这份被寄予厚望的、更严苛的2018年标准(征求意见稿),为何迟迟未能正式落地施行? 个人猜测,核心症结就在于——当时成熟的、能稳定高效达到新标准要求、且经济可行的恶臭治理技术,存在巨大缺口!
许多企业,尤其是中小型企业,面对新标准望而却步。不是不想改,而是不知道如何改,或者改造成本高到难以承受。严苛的标准如同悬在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,却苦于没有足够锋利的“盾牌”(技术)来抵挡。技术支撑的缺失,使得这份旨在“还民清新”的新标准,一度陷入了“有标难依”的困境。
正是在这呼唤与困境交织的关键时刻,一项名为 “官能团接枝改性纤维净化恶臭气体技术” 的创新成果,如同穿透迷雾的曙光,为填平这道鸿沟带来了实质性的希望!它靶向吸附,高效转化, “近零排放”,经济可行。该技术在材料寿命、运行能耗和运维成本上展现出显著优势,让企业“用得起、用得好”,不再是难以承受之重。
廿载坚守,只为呼吸之间
作为这项技术背后的研发者,河南中白环科的一群“追梦人”深耕环保科研一线。我们深知,实验室里每一次瓶瓶罐罐的碰撞、每一个通宵达旦的数据分析,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方寸之地的实验室。支撑他们走过近二十载漫长征程的,是融入骨子里的科研初心,更有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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